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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经学视野审视诗学

2019-10-09 06:15 weila

【光明书话】

作者:项念东,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一个远离经学的时代,曾经被奉为经典的“五经”,逐渐褪去了神圣光环,回归其历史、哲学或文学典籍的学术身份,加之现代学科分治,我们已然习惯将《诗经》看作先民歌谣,视《尚书》《春秋》为古史孑遗。

《魏晋经学与诗学》刘运好 著 中华书局

然而,一旦还原历史,不免会发现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经”以及由传述“经”而形成的“经学”,对汉代以后的学术、文化具有巨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原道”“宗经”之说,正是经典的理论概括。所以,读到刘运好教授三大卷新著《魏晋经学与诗学》时,一个尘封许久的学术论题突然又灵性鲜活地呈现在眼前,那就是——回归经学的视野来审视诗学。

回归经学的视野,首先必须承认经学而非其他乃是中国两汉以后学术史的主干。

讲论学术史的人常有一个话头,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加上清代考证学,构成一部中国学术史的基本框架。“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俨然成为学术史发展的一个规律。但是,如果顺着中国学术的“原有脉络”来看,两汉以下,不论儒学以何种面目呈现,道家道教的思想如何发展,佛教禅宗又以怎样的进程影响到中国思想,经与经学,始终还是贯穿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主体形态。只不过,玄风煽炽、佛法昌明,抑或天理人心之辨、名物训诂与大义微言之争,作为曾经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新潮”,或多或少会遮蔽经学本应有的地位。

1902年3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半月刊)上开始陆续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就提到,三国、六朝为道家言猖披时代,乃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稍后,以经学名家而讲学湘垣的皮锡瑞也在《经学历史》中把魏晋六朝视为“经学中衰时代”。尽管后来的学者未必都这么认为,或指出“旧”“新”交替之际的复杂(如汤用彤《魏晋思想的发展》),或如宗白华所说,“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而“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但魏晋时期的儒学尤其是经学化儒学,确实被低估了在思想史上的发展地位。所以,《魏晋经学与诗学研究》开篇即指出:“本书开宗明义:魏晋并非‘经学中衰时代’,而是经学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期。”(《弁言》)作为直接的证明,就是全书上编以30多万字篇幅钩沉史料而还原出的一部魏晋经学发展史。为了辨析这一积非成是的学术公案,作者的魏晋经学研究,既有宏观上的整体考索,发掘各个历史时段经学成就、发展、特点及其生成动因;又有微观上的个案剖析,通过详细论证产生于魏晋时期几部典型的经学著作,为宏观考索提供范例上的支撑;而且还不吝篇幅,钩沉考索,专列“魏晋经学著作一览表”,将可考的656种魏晋经学著作一目了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魏晋经学的整体考索”中,作者曾不无自负结论道:“魏晋经学‘中衰’说的终结。”我相信,作者的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然而,重写魏晋经学史并非作者的最终目的,其更大的问题视域乃在于阐明魏晋诗学的产生与发展,不仅建基于以经学为体、玄佛为翼的“一体两翼”的学术思想架构之上,而且这一时期的诗学与经学、玄学、佛学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或共生或依附的关系。这既是魏晋思想学术的客观存在,也构成《魏晋经学与诗学》“下编”鲜明的问题意识。因此,回归经学的视野且立足于“一体两翼”的思想构架审视诗学,肯定诗学的思想关切,也就意味着要突破单纯地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视角,抉发中国诗学传统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