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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新刊 | 励轩:事实、叙事和话语权

2019-10-08 22:28 weila

历史事实是一个层面,历史学家所讲述的历史故事也即叙事是另一个层面。在元史、清史领域,流行的“大元史”“新清史”作为一种叙事模式,不仅吸引了大量非专业读者关注,也常挑起不同立场学者之间的争议。本文认为沈卫荣的新著《“大元史”和“新清史”》在中国和元朝,元朝与西藏之间关系,明朝与西藏之间关系,新清史的症结等方面作了厘清,用切实的史料阐明元朝时西藏人的政统认同和明代西藏与内地的紧密联系。

事实、叙事和话语权

——对“大元史”和“新清史”的回应

文 | 励轩

(《读书》2019年10月新刊)

近几十年来,部分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兴趣,逐渐转向了中国内亚部分(满、蒙、藏、疆),试图利用多语种文献重新书写元史、清史以及中国地方民族历史。他们的研究客观上有助于我们从多元视角认识统一多民族中国所拥有的丰富历史遗产。但部分学者也对囊括满、蒙、藏、疆的古代中国王朝历史叙事提出了挑战。对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回应这些国外学者的挑战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位从元史研究出发,却成名于藏学研究的学者,沈卫荣在其新出版的专著《“大元史”和“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从西藏及藏传佛教研究入手,将之置于元、明、清三朝历史大背景下,以解决在历史叙事中该如何界定内亚特别是西藏与中原王朝之间关系的问题。

《“大元史”和“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九年版

沈卫荣自陈学习元史深受阿克塞尔·克罗培罗格(Axel Klopperogge)《十三世纪西方蒙古形象的来源与影响》一书的影响。克氏提出,对蒙古西征历史的研究应该分为两个不同层面,第一个是史实层面,即研究蒙古西征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过程,第二层面则是“研究当时欧洲人是如何期待、理解、解释,甚至是设计了蒙古西征这一历史过程的”(3页)。沈卫荣在克氏这一划分的基础上,提炼出历史事实(facts)和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的概念。他指出,“从揭露历史的事实到形成一种历史的叙事之间有一个十分精致和微妙的转换过程”(7页),肯定了历史叙事对人们认知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在他看来,中国的元史学者能够把元史本身研究得相当透彻,但缺乏从事学术普及工作的意愿,后者恰恰可以把元史研究转化为让非专业读者也能听得进去的历史叙事。“故事讲得多了,流传广了,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权威意义,并演变成为一套固定的历史叙事,随之而产生巨大的话语霸权。”(17页)在海外,很多专业学者早就意识到通过建构历史叙事获得话语权的重要性。他特别举了日本元史大家杉山正明为例,指出其影响力不仅源自深厚的专业学养,也有赖于其数十年从事历史叙事的建构工作。杉山正明在他陆续出版的历史科普著作中,力图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从“古代中国王朝历史”的叙事框架中分离出来,转而把它置于全球史、欧亚史中,从而形成一种比肩“新清史”的“大元史”叙事模式。伴随着杉山正明著作的畅销,这套“大元史”叙事模式正在形成一种话语霸权。反观中国历史学家,由于太过专注于历史考证而忽略了对历史叙事的建构,正在失去很多领域包括元史和清史的话语权。

日本元史大家杉山正明及其著作《游牧民族所见的世界历史》(图片来源:1000ya.isis.ne.jp/1404.html)